——1953～1957年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历史考察
彭泽平
（西南大学 教育学院）
摘 要：1953～1957年间，为了适应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在建国初期课程建设的基础上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的基本模式，对于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教条主义地对待苏联课程建设的经验，这一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又出现了对苏联模式的照搬和移植的偏误。1953～1957年间的课程改革，实则构成了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第二波。
关键词：1953～1957年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苏联经验
时代的变迁必然会引发并推动课程的变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对基础教育的原有课程进行了整顿与改革，逐步确立了新的统一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和制度，为新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53～1957年间，根据党和国家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以苏联的课程模式为指向，又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了再次改革。本文拟对这一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一简单的考察和思考.。
一、1953～1957年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背景与缘起
建国之后，经过三年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政治上，党领导人民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解放了大陆的全部国土，并在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人民志愿军基本上稳定了朝鲜的战局，初步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党和国家开展了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工作，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稳定了物价，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使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革命的任务开始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建立社会主义的新阶段。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国家又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并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任务。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出，赋予了我国基础教育必须为总路线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新的使命。
从当时我国基础教育的状况来看，经过三年的改造与建设，新中国的基础教育虽有发展，但整体质量较低，难以适应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过渡时期党提出的新任务的要求。如在小学方面：由于1952年盲目追求规模扩大导致学校发展过快，师资、校舍等条件又跟不上需要，加之各地师生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导致学校普遍出现忙乱、混乱现象，影响了教育质量；在中学，则存在教育质量不高、学校政治思想教育薄弱，忽视劳动教育导致很多学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升学风越发激化等等问题。如1953年全国投考高等学校的高中毕业生，平均每科成绩不足40分的占46%，其中20多分以下的竟还占23%[2]。为了使基础教育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服务，党和国家从以下方面规定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针，为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
首先，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党和国家重新确定了中小学的性质和任务。1953年11月26日，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基础。它的任务是教育新后代，使之成为新中国的健全的公民。”“小学教育，是人民的基础教育。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学学生毕业后，主要是参加劳动生产，升学的还只能是一部分”[3]。在中学方面，1954年1月，教育部召开的全国中等教育会议指出，“当前中学教育的任务，是以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精神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的人，使他们在思想政治、文化科学、身体健康等方面为升学或参加劳动生产作好准备。”[4]1954年4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指示”强调：“中学教育的目的，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中学教育不仅要供应高等学校以足够的合格的新生，并且还要供应国家生产建设以具有一定政治觉悟、文化教养和健康体质的新生力量。”因此，中学毕业生，除部分根据国家需要升学外，大部分应该积极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或其他建设工作[5]。从这些对中小学性质和任务的规定来看，很明显，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使命得到了重点强调。
第二，制订了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的，以学习苏联经验为途径、改进教学内容为中心的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
从1953年起，党和国家发布了一系列的文件，强调将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基础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在提高教育质量的途径方面，则强调向苏联经验学习，重点推进课程的改革。如1954年1月教育部召开的全国中学教育会议指出，“过去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教学改革应以教学内容的改革为中心，相应地改革教学方法。因此，今后中学的教学改革，仍应抓紧这个中心环节。”[6]
1954年4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明确规定，“当前中学教育的工作方针是：按照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在整顿巩固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与可能，作有计划有重点的发展，并积极地稳步地提高中学教育的质量。”“改进中学的教学工作，必须学习和吸收苏联的先进教育理论与教育经验。”“为提高教学质量，中央教育部应根据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中学教育的目的，进一步以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法，有计划地修订中学教学计划，修改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这是目前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7]
1955年5月，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召开的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将编辑、修改中小学教材作为基础教育工作的一个中心任务。“一五”时期国家对中、小学性质和任务的重定以及强调“以俄为师”、将课程改革作为重点的改革方针的确立，不仅在全局上规定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同时也为课程改革提供了指导依据，进一步强调了课程改革在这一时期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二、1953～1957年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内容
1953-1957年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改革：
（一）课程设置的改革
在小学方面，由于“五年一贯制”的实施遇到困难而不得不回到“四.二”制，于是教育部于1953年8月颁发了《小学“四二制” 教学计划》（草案），将1952年2月颁布的“四二”旧制小学暂行教学计划中的“美工”课改为“图画”课。1954年2月15日，教育部又颁发了《小学“四二”制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对1953年小学“四二”制教学计划中的“附注”和“说明”作了一些修改，其余未变。1955年9月2日，教育部根据1954年颁布的小学“四二”制教学计划的试行情况，颁布了新的小学教学计划。与1953年颁发的教学计划相比，此次在课程设置和时间安排上有较大变动：一是增设了“手工劳动”课，将原来的“音乐”改为“唱歌”课，课外活动中的“劳动活动”则改为“生产劳动”，并增加了四年级以上学生参加的“社会公益劳动”；二是课时安排上有所变化：六年级的自然，一、二年级的体育的周课时有所增加，同时加强了课外活动中的体育锻炼。年授课周数、周授课时数以及总授课时数有所减少。该教学计划的颁布，体现了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加强劳动教育和体育，并贯彻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精神。在1957年公布的“1957-1958小学教学计划”中，又在1955年小学教学计划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在科目上增设了“周会”并专门为农村小学（包括大、中城市的郊区和小城市的小学）开始了“农业常识”课；在教学时数方面，1957年的新教学计划在个别科目上有所增减，但总的课时有所增多，由1955年的5032课时增加到5236课时。
在中学课程设置上，1953年7月教育部颁发了《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规定初中开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卫生常识、历史、地理、中国革命常识、外国语、体育、音乐、图画等13科；高中开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共同纲领 、外国语、体育、制图等12门课程。与1952年颁布的中学教学计划（草案）相比，有如下主要一些变动：一是在数学课程中取消了高三的“解析几何”，生物中的“生理卫生”改为“人体解剖生理学”，“达尔文理论基础”改为“达尔文主义基础”；在初中增加“卫生常识”；将“地理”课分为“自然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外国经济地理”；取消“实事政策”；将“美术”改为“图画”；总时数由6876课时减为6706课时。1954年4月28日，教育部下达了《关于从1954年秋季起中学外国语科设置的通知》，规定从1954年秋季起，初中一律不设外国语科，初中二、三年级原已授外国语科的一律停授。1954到1957年，国家又在每年颁布了临时性的中学教学计划，在课程设置、课时安排上有所变动。其中变动较大的是1956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1956—1957学年度中学授课时数表》，该“计划”在初、高中均增设“实习”科，初中进行教学工厂和实验园地两种实习，高中进行农业实习、机器学实习和电工实习，初中三年级增设“工农业基础知识”科；原语文科改为汉语、文学两门学科进行教学（1957年根据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指示，将“文学”、“汉语”两科合为“语文”一科）。总的来看，1953—1957年间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设置变动频繁，但最主要的变化是开设了具有生产技术与劳动性质的“手工劳动”、“农业常识”（小学）、“实习”、“工农业基础知识”（中学）等课程，整体上减少了课时。体现了实施生产技术教育和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精神。
（二）教学大纲的改革
在小学方面，1952年12月，教育部曾参照苏联小学算术教学大纲改编新的算术大纲，颁布了供五年制小学使用的《小学算术教学大纲（草案）》和《小学珠算教学大纲（草案）》。1953年小学五年一贯制停止实施转而实行四二制以后，教育部开始了制订四二制小学各科教学大纲的工作。1956年，教育部颁发了新中国第一套小学各科的教学大纲。在中学方面，1954年，教育部根据各地反映的以1952年大纲编写的教材负担过重的情况，先后颁发了物理、化学、生物三科“精简教学大纲”（草案），精简三科中超越学科基础知识范围的、次要和过时的、现行课本中有而大纲所没有的，以及不十分必要的重复的内容。将低年级不易理解的内容移到高年级去学习。1956年，教育部颁发了建国以来第一套中学各科教学大纲。从教育部颁布的这些教学大纲来看，它体现了以下典型的特征：
首先，新大纲明确地提出要在教学中实施基本生产技术和劳动教育的要求。如1956年的《初级中学世界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在教学基本任务中要求，“在世界历史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贯彻爱国主义、国际注意和劳动教育，从而培养学生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加强他们对共产主义胜利的信心，达到鼓舞青年一代自觉地、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目的。”[8]《中学化学教学大纲（修订草案）》在教学目的中明确要求要“使学生了解化学生产的基本原理，了解化学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日常生活里的应用，了解化学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出，在化学教学中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主要是在巩固的、系统的化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使学生了解化学生产的基本原理以及化学规律和化学物质在工农业上的应用，培养学生有关化学实验的实际技能和技巧。[9]
其次，在强调掌握系统的学科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仍然是教学的首要目的的同时，强调在各科课程教学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如1956年《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强调：教给学生有关汉语的基本的科学知识，提高学生理解汉语和运用汉语的能力，是初级中学汉语教学的重要任务。要求应该结合初中汉语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中学数学教学大纲（修订草案）》则强调：中学数学教学的目的是教给学生有关算术、代数、几何和三角的基础知识，培养他们应用这些知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技能和技巧，发展他们的逻辑思维和空间想象力。要求教师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要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学生：注意适当地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方面的情况和成就，以培养他们成为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注意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以及爱科学、爱劳动、爱集体、守纪律的美德；并且锻炼学生的坚强意志和性格。[10]
第三，以苏联为蓝本。不少教学大纲是在1952年以苏联大纲为蓝本编订而成的大纲基础上略作修改而成的，此外，在各科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还强调以苏联素材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如1956年《小学算术教学大纲（修订草案）》就是将1952年以苏联四年制小学算术教学大纲为蓝本拉长为五年的大纲再次拉长为六年而成。在1956年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中编入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原因是“苏联文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范例，是对我国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很好的教材。”1956年《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则强调指出，“苏联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对我国人民有巨大的教育作用。……高级中学的学生，第三学年第二期学习以苏联文学为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11]教学大纲的苏化，不仅体现了当时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苏联为师的方针，同时也间接体现了当时学习苏联所饱含着的近乎“狂热”的心态。
（三）教材与教法的改革
在教材方面，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教育工作时，就决定“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教材”，成立语文、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研究语文、历史教学和教材的编辑方针、原则。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家从各方面抽调各学科的专门人才充实到人民教育出版社，进行新教材的编写工作。1956年，国家正式发行了建国后的第二套中小学各科教材，其中包括学生用书41种97册，教学参考书23种69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开始编写）。这套教材的编写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贯彻了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吸收了当时一些先进的科学成果；二是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释各种问题，即以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阐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规律；三是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原则，把科学原理、法则、定律与我国工农业建设、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四是注意对苏联的学习。在这套教材中，数学和自然科学教材以苏联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为蓝本，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予以适当改编。对苏联教材的整个思想体系与基本科学内容不作大的变动，只对其中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具体材料加以适当更改或补充。语文、历史、地理等教材为自编，但吸收了苏联在这方面的编辑原则、方法和经验，世界自然地理、世界经济地理及世界史等则在以苏联课本为蓝本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改编。[12]这套教材在使用一年后，由于一些地方反映部分学科的教材偏深、要求偏高趋难的问题，1957年8月，教育部发出精简中学历史、地理、物理、生物，小学语文、历史、地理7门学科教材的通知，在不打乱学科系统的的前提下精简过难的、次要的、头绪过多的教材，以解决某些新编教材要求高、分量重、内容深而造成的教和学的过分紧张的问题。但实际上由于精简过程过于仓促，实际上精简了一些反映科学新成就和联系生产实际的内容。
在教学方法方面，此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加强了对苏联教育学、教学方法的学习，藉以提高教师教学和教育工作的水平和推动广大教师的思想改造。通过对苏联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的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强调学生全面发展，强调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训练、课堂教学、教材与教师重要性的思想逐渐在我国教育界得以确立并成为广大教师的自觉行动，以凯洛夫《教育学》中教学原则为指导按照五个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提问-讲解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组织起来的课堂教学，甚至成为中小学普遍的教学模式。实事求是地看，对苏联教育学、教学方法的学习对于当时建立教育、教学的正常秩序，克服学校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忙乱现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55年国家提出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要求以后，1956年7月23日，教育部又颁发了《中学实验园地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每个中学建立实验园地作为学生基本生产技术课的实习场所，要求各校加强仪器设备，设教学工厂和实验园地，强调直观教学、重视实验和实习作业，增强了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对于培养具有扎实基础知识的建设人才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1953～1957年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评析
1953～1957年间，党和国家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需要，在建国初期基础教育改革的基础上，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了的改革，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增加了基本的生产技术教育科目，一改建国初期单一的以“学术性”科目为中心的课程结构的局面，适应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其次，在教学大纲和教材方面，国家在总结与吸取了建国初期课程编制经验的基础上，编制了一整套包括音乐、图画、体育在内的中小学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强调学生对学科基本知识、技能的掌握，较好地解决了课程、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的问题，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课程结构与较为完善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第三，在教学方法方面，通过对苏联教育经验的学习，形成了重视教师、教材、注重基础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与形成，注重直观教学和加强实践环节，强调根据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求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实施模式，为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我国的基础教育为高一级学校培养了大量政治觉悟较高、基础文化知识较扎实的合格学生与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新社会的建设者，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起了骨干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此时期的课程改革同样体现出教条主义的缺点：
首先，此次课程改革是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氛围中展开的，在全面彻底地师法苏联的号召下，我们移植了苏联式中央集权的课程管理制度，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一个“教学计划”、一套“教学大纲”和一套“教科书”，过分强调全国的集中和统一，不能满足不同地区、学校的需要，难以发挥地方和学校课程教材建设的积极性。其次，在课程结构和科目设置上，我们模仿了苏联中小学主要科目的内容结构，建立了苏联式的中小学课程结构和科目设置（如苏联的历史科目包括:“1、古代史；2、中古史；3、近代史；4、苏联史；5、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的近代史”。我国的历史科目同样包括“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如苏联的地理科目包括“自然地理”、“外国自然地理”、“苏联自然地理”、“外国经济地理”和“苏联经济地理”，我国的地理科目则设置“自然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和“外国经济地理”），但照搬苏联的课程设置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如在政治课的设置上，为了强调学习苏联，我们一度停开政治课，只在高三设宪法课，削弱了学校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功能。在中学语文课的开设上，我们将中学语文分成汉语和文学两科开设；在外语课程开设上，我国中学一度大量停开英语只开俄语，给我国中学的外语教学带来了极大损失。导致“现代外语教学法可能至少耽误了十年”。[13]第三，在教学方法方面尤其是语文教学法方面，一度出现将普希金的意见绝对化，机械套用“红领巾”一课的教学过程、任务分析与板书形式，将课堂教学机械地照搬组织教学、复习提问、进行新课、巩固知识、布置作业等五个环节进行，导致课堂教学沦为僵化的模式，尤其是建立在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基础上的教学模式过于强调知识、技能、教师、教材的重要性，造成对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重视不够，使课堂教学缺乏生机与活力。第四，在课程内容上，机械将苏联十年制教学计划和内容拉长为12年降低了一些学科的知识水平。以数学课程为例：建国初期，中学数学教学内容基本上与解放前相同。1953年参照苏联课本编写教材，初中代数只学一次方程，平面几何只学到相似形。高中大代数删去了行列式、概率论、级数和速分式等内容。1953-1958年间，初高中的数学程度比建国初降低了将近一年的水平。小学的情况与中学相似，1953年教育部公布的小学算术教学大纲规定小学主要学习算术中的整数部分，而分数、百分数学得很少，不学繁分数、比例、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分数加减法部分，只学同分母和分母有倍数关系的部分，不学异分母的加减部分。1953年至1958年间，小学算术程度比以前大体上降低了一年的水平[14]。周恩来于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教育部门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对解放区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这些缺点今后应该改正。”[15]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从1953～1957年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来看，“以俄为师”其实是整个新中国初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因为苏联的教育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具有的巨大魅力，更与新中国初期的发展取向以及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直接相关。
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背景来看，中国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和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冷战格局完全把中国社会发展空间限制在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容之内。二战结束后，世界迅即分化为两大阵营，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则加速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而代表两大阵营热战在朝鲜半岛的爆发，更直接导致中、美在战场上直接对垒。不仅如此，美帝国主义还对中国实施军事封锁和经济扼杀，出兵台湾和台湾海峡，使得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就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从而使新生的中国不得不与苏联在政治上结盟。在经济上，建国之初经济基础薄弱、文化科技水平不高、建设经验欠缺的现实则决定了新中国实现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所需要的技术、资金援助与经验只能从与自己制度相同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去寻找。而强大的苏联无疑是最好的目标。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16]。这必然使一切不可避免地打上“以俄为师”的烙印。
具体进入到教育领域，师法苏联还与新中国缺乏建设正规教育的经验与当时对苏联教育模式和成就的认识密切相关。苏联的教育体制不仅适宜于国家初建时所必须的政治和思想的控制、意识形态的培养与灌输的需要与经济体制的特点，同时还与当时中国对苏联教育的独特好感以及急功近利的拿来主义思想相关。如陈伯达1953年在中科院一个研究小组的谈话中指出：“当我们建议学习苏联科学时，并不是说英美科学家的成果不可以用来参考。他们可能有，而且肯定有。不过，一般说来，英美科学中的精华已被苏联科学家们吸收了。因此，最快、最好的方法是学习苏联。”[17]有人则指出，“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在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18]这实际上反映出在当时向苏联学习确实包含着对苏联教育模式和发展成就的一种真诚的“好感”以及急功近利的心态。这一切使得20世纪50年代师法苏联与20世纪初向日本教育经验的学习并不具有等同的意义。此时以苏联为指向的学习，不仅在于间接地吸收西方的教育知识，更在于学习苏联的新教育模式。遗憾地是，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向苏联学习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的心态和认识的鼓动下，我们对于苏联经验的学习滑向了教条主义的深渊，从而背离了原本一再强调的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习苏联经验的既定原则。
注 释：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89.
[2][3][4][5][6][7][15]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77.263.278.305-306.279.305-306.771.
[8] 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468.
[9]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化学卷）[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24.
[10]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数学卷）[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97.
[11]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35.388.
[12]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484.
[13][17] [加]许美德、[法]巴斯蒂.中外比较教育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64.254.
[14] 卓晴君、李仲汉.中小学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82-83.
[16]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364.
[18] 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J].人民教育，1952(11).